经济观察网记者高若瀛在7月27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、能源基金会支持的第二届“智荟中欧·北京论坛”上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，中国的能源和经济转型应该也必须走“增量优先、以新代旧、激励创新、市场驱动”的转型之路。
“这个过程已经发生了。” 刘世锦观察到中国当前存在三种不同的减碳类型。一是衰退型减碳，即少生产甚至不生产。二是增效型减碳，通过提高碳生产率，用同样多的碳排放实现更多产出，或者实现同样产出使用了较少的碳排放，例如节能减排。三是创新性减碳，通过创新形成新的技术、工艺、方法等等，在达到相同产出的情况下，实现低碳、零碳甚至负碳排放。比如用风、光、水、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发电，就会比用煤发电减少很多碳排放。
在他看来，这三种减碳类型，前两者体现的是“防御型战略”，而创新型减碳可以启动、引领远超预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、数字化转型，其体现的是进取型战略。虽然在较长时期里，我们对进取型战略已经有了认识和展望，但想法和做法基本上还是停留在防御型战略。当下中国的挑战在于如何尽快地转向进取型战略。
这其中存在一个技术性较强的问题，即现有的碳排放市场仍是主要为防御型战略服务。
对进入碳排放权市场的生产者来说，重要的是提高碳生产率，通过节省下来的碳配额出售而获利。对市场的设计动机而言，期待生产者通过创新采用新技术提供低碳或零碳产品。但原有生产者往往存在着严重的“路径依赖”，缺少兴趣也缺少能力进行技术创新。而那些颠覆性创新者大多数处在“圈子”之外。
与此同时，为了防止高碳生产者通过购买碳汇放松自身节能减排压力，碳排放权市场对CCER（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）类型的碳汇交易规模设立了交易规模比重限制，目前这个比重被限定在5%，是一个对整体市场结构难以产生大的影响的份额。
所以我们看到，最有活力的创新性减碳很少能得到市场激励的眷顾。那么究竟如何把重心放到创新型减碳上？
刘世锦表示，大方针是在稳住存量、保障能源供应稳定和安全的前提下，把重心转向更快地扩大增量，对能够增加产出、促进增长的低碳、零碳和负碳技术产品提供强有力的激励。这个激励应是相互依存的“三支柱体系”：第一个支柱是建立全方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长型碳汇市场；第二个支柱是形成区域自主减排的责任体系；第三支柱是加快碳核算、碳账户为重点的绿色微观基础制度建设。
第一个支柱是建立全方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长型碳汇市场。
刘世锦对增长型碳汇的定义是指运用低碳、零碳和负碳技术，在获得相同产出的情况下，与原有的高碳基准生产方式相比，所减少或抵消的碳排放量。
比如发同样多的电，一个用煤，一个用光伏，用光伏就减少了很多碳排放，相对抵消一些碳排放量，他称之为增长型的碳汇。
增长型碳汇市场可以和已有的碳排放权市场并存。但增长型碳汇市场应聚焦于激励增量部分的技术创新。这个市场应该有很强的包容性，包括绿电等绿色能源产品，包括钢铁、有色、建材、化工等高碳行业或者能够产生增长型碳汇的产品，比如说绿氢炼钢、森林碳汇和其他负碳技术产品。
第二个支柱是形成区域自主减排的责任体系。
增量优先的关键是扩大对技术创新产品的市场需求，这一点又直接取决于减排责任体系的有效性。
刘世锦认为可以借鉴国际上巴黎协议的原则，鼓励各个地方的主动性。区域或者企业完成减排任务，第一个可以进行增效型减排，第二个是自己生产增长型碳汇产品，第三个是通过市场交易购买增长型碳汇。不用“一刀切”，而是发挥各自的优势。
第三支柱是加快碳核算、碳账户为重点的绿色微观基础制度建设。
刘世锦强调，第一支柱、第二支柱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，就是一个管用、合格的碳核算和碳账户的基础，这是目前最大的挑战。要实现“双碳”目标，一定要重视打好这一基础。在碳核算的起步阶段，可以采取各级政府从上而下的方法，先把基本情况摸清楚，同时要普遍建立碳账户，包括企业和其他机构的碳账户。
“这个过程也是‘摸着石头过河’。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不同时期过不同的河，现在过河解决的问题是‘双碳’目标到底怎么实现？产业优势如何再造？还有大量未知的、不确定的因素，我们需要不断试错、不断探索。”刘世锦说。
